中国无缘诺贝尔奖的背后：我们缺少什么？ (5/932)

    每逢金秋一度的诺贝尔奖评选，国人的“诺贝尔奖焦虑症”就要发作一次。

    诺贝尔奖不只是一项巨大的荣誉，更是一个国家尖端学术实力的结晶。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诺贝尔奖长长的获奖名单上，如果始终是那个似乎永远静止的零，国人难免巨大的失落与惆怅。

    专家认为，与其猜测“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拿诺贝尔奖”，还不如静下心来去思考：“中国人为什么拿不了诺贝尔奖”、“中国人究竟如何才能拿诺贝尔奖”？假如现在的教育制度和科研制度不改变的话，中国人的“诺贝尔奖焦虑症”还将持续下去。

    2007年9月13日，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牛文元研究员（右一）主持与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对话。当日，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埃德蒙·菲尔普斯、托马斯·谢林、罗伯特·蒙代尔来到中国科学院，就“中国与世界”这一主题作学术报告，并与听众展开对话。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等院校、国家经济与金融部门的百余名专家学者参加报告会。新华社记者罗晓光摄

    日本人频频获奖的启示

    ２００８年诺贝尔奖各奖项陆续揭晓后，除了中国人津津乐道的华裔科学家钱永健外，事实上，日本科学家成为大赢家。截至目前，日本已获得各类诺贝尔奖达１６次之多(不包括日裔科学家)，２０００年以来已有８次。

    同是东方人，日本人频频获得诺贝尔奖的“秘密”何在？

    ２００１年３月，日本在第二个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中提出，要在５０年内拿３０个诺贝尔奖。这一举动当时在全世界引起很大反响，获得２００１年诺贝尔化学奖的日本科学家野依良治就曾评论说，日本政府“没有头脑”，纯属“狂妄之言”。但以目前日本科学家的表现看，达到这一目标，似乎还真不是什么“狂妄之言”。

    教育专家熊丙奇说，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日本近几年采取了很多措施：加强科研投入；积极改革僵化、分割的旧科研体制，如把文部省和科技厅合并；重点发展生命科学、信息技术、环境和纳米技术等；支持企业科研，为了促进成果产业化，还设立专门的技术转让机构；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立法确定科研方向；在自己创造有世界水平的成果同时，开展国际合作。这一切表明，日本是“动真格”的。

    专家认为，日本的科研制度，值得中国学习。

    事实上，近年来，国内科技界、学术界，也采取了“类似”日本的措施，诸如加大科研投入，有众多科研与学术人才计划，期望能推动基础研究以及学术顶尖人才培养；重点发展生命科学、信息技术、环境和纳米技术等。

    此前，很多人抱怨中国科学家与诺贝尔奖无缘，是因为科研经费少；近年来，我国加大了科研投入，但是，有望问鼎诺贝尔奖的重大原创成果，还是没有出现……  

 　复旦大学官方网站上的“校内公告”最近贴出了一则“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通告”，向全校师生通报了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对3起学术违规举报的调查审议结论和处理建议。据说，校方以这种形式面向全校师生公开通报本校的学术违规情况，在国内高校尚不多见。惟其如此，这则在2007年底贴出的，尽管属于“2007年第1号”的通告，仍然不失其积极意义。

    明初有位叫做宋濂的学者，朱元璋称他为“开国文臣之首”，刘伯温赞许他“当今文章第一”，四方学者称他为“太史公”。这位典范式的人物说过这么一句话：“古人为学，使心正身修，措之行事，俯仰无愧而已。”反观今天我们的一些学者，“为学”的目的离古人的标准也太远太远，在他们身上，讲什么“心正身修”，讲什么“俯仰无愧”，简直是与虎谋皮。中国的学者形象，就是这么被玷污的。(潮白 来源：南方日报)

    漫画为邱 炯画

    当“崇尚”变成“崇拜”时，作为学术荣誉的院士称号也开始被“用足”，种种腐败之举借此道而行。“当选院士”成了比追求学问更现实的目标，“拥有院士”变为科教兴市的标志，学术平等渐成一纸空文。不改变“唯名不唯实”的风气，即便院士没有了，也还会有其他名号取而代之。

    中科院院士汪品先讲过的一个故事，听起来像个笑话。

    母校提出为汪院士塑一尊雕像，把他吓了一跳。“院士也不过是做科学研究工作，把院士抬这么高是要不得的。”汪品先说，“要是有一天我出问题了，你们把我的塑像怎么办呢？”校方回答：“这个塑像是可以活动的。”

    让人笑不出来的是，随着院士的声望、地位和“作用”无限制地膨胀，随着院士的身份成为一些人、一些地方装饰自己的幌子和争名夺利的手段时，这个看似荒诞的笑话正变得日益真实起来——原本令人仰视的塑像开始“活动”，以致有人惊呼：院士赖以安身立命的学术资质正面临贬值的危险！

    世界变化太快。１９７９年我国恢复增补学部委员（院士的前身）时，绝大多数委员刚从“臭老九”的帽子下解脱出来，公众对他们的议论，更多是人生的磨难和被耽误的学术青春。１９９３年国家决定建立院士制度前后，“脑体倒挂”的现象仍然存在，北京市３０年工龄以上的老知识分子，收入还低于同工龄的体力劳动者。在那种背景下，“善待院士”、“推崇院士”如同“崇尚科学”、“尊重人才”的代称，提倡者绝不会想到，现在，这种“善待”和“推崇”已经有些走样，甚至出现了“取消院士制度”的偏激之声。

    不知不觉间，院士不再只是“医疗上享受副部级待遇”，而是全面与“副部级”接轨；国家规定的每月１００元、２００元院士津贴，到有的地方和单位涨到了每年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重大科研立项要求院士参加，科研成果鉴定缺了院士主持变得“没有档次”，与其专业领域无关的各种考察、咨询、座谈纷至沓来，想推都推不掉；“填补本地区（单位）院士空白”成为衡量官员“科技政绩”的重要指标，“培养院士后备人才”的“造星工程”一个接着一个，单位出面替院士候选人拉选票、送礼的现象时有发生……当“崇尚”变成“崇拜”时，作为学术荣誉的院士称号也开始被“用足”，种种腐败之举借此道而行，院士“待遇上升而声誉受损”已非危言耸听。

    公平地讲，对绝大多数院士而言，这些现象的出现，并非他们所愿见。更有不少耿直的院士站出来呼吁为“院士热”降温。可是大气候既已形成，想要振臂一呼扭转乾坤也不容易，要紧的是找准病根，釜底抽薪。

    比《水浒》、《封神演义》更早时起，国人就已习惯给英雄排座次。从商业推销的佳品、精品、极品，官衔序列的处长、局长、部长，到学术领域的教授、博导、院士，过渡起来极其自然。一袭状元袍加身，“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名分重于一切，至于“袍子下的人还是那个人”的事实，许多人是并不看重的。于是乎，“当选院士”成了比追求学问更现实的目标，“拥有院士”变为科教兴市的标志，学术平等渐成一纸空文，“院士崇拜”风行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此看来，那些“取消院士制度”的动议实在只是激愤的书生意气，不改变这种“唯名不唯实”的风气，即便院士没有了，也还会有其他名号取而代之。只有看过种种精品、极品的花开花落，悟透否极泰来的世事沉浮，我们才会警醒：高处不胜寒，“捧”离“杀”不远。（杨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