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会有皇帝？ (5/305)

    看看约3000年以来的人类社会，不难发现，虽然在总体上全人类存在“共同利益”作为人类生存的基础，但是，在社会生活中，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阶层、或者个人，他们的具体利益，会在社会交往中彼此冲突，会发生各种争斗……。尽管有“规则”，但是通常，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争斗各方谁也不会认为自己错、违反了法规，而且，“争斗各方”谁也不可能当裁判。那么，谁能够来裁判呢？显然，只能是一个“超越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人或机构。在中国古代，情况是：虽然争斗中的各方互不服气，但最后“县太爷判了”，那大家就谁也别争了。该赏该罚，人们只好认账，就是自认晦气，也只能各自回家。那么，这个县太爷凭什么“权力”来判呢？他凭的就是“国家的权力”。

       所以，国家，就是这样一种构造。它来判断、调整或解决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使社会归于平静。如果没有“国家”，那么显然，争斗会没完没了，社会就会始终像在远古那样，只能在部落内部由孚众望的酋长解决争端。而部落内的交往总是狭隘的，没有“国家”的话，人们也就无法完成更大范围的社会交往。而这是不合于3000年来这个历史阶段的人类根本利益的。所以，正是人类的总体利益，需要有国家这个“构造”产生并存在。

       但国家这个构造，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县太爷也是人肉长的，既有七情六欲，而且也要吃喝消费。他又掌握着“警察和监狱”这样厉害的东西。所以，如果他也想获得那些利益集团的“利”，那老百姓是挡不住他的。而如果本该“超越社会”的政府官吏成了“社会之中”的利益集团，那他们将比其他的任何利益集团都凶，如果他们横抢竖夺，人民就没法活，接着就是造反，天下大乱，暴动的人民就要推翻这个国家。人们可能还会说，要使天下为“有道者”得之。所以，要使官吏们能够完成“社会之上”的国家职能，而基本不成为“社会之中”的强盗和凶犯，那就还要有一种更强有力的因素来“制约”他们！

       这个因素，就是皇帝。显然，在古代，由人民制约官吏比较难，除非官逼民反，造反了，贪官污吏就会被人民所处置。显然，在没发生“暴乱”的多数时间内，要由皇帝来制约官吏。因此皇帝和皇权制度的产生，是当时人类总体利益的需要。

       有人说，人们的利益最重要，如果“几何学”触犯了人们的利益，人们也会废掉它。但几何学并没有触犯人们的利益，而掌握着“国家权力”的贪官污吏，则经常在侵犯多数人们的利益。因此，人类社会就会有一种“选择”，来制约国家权力中的贪官污吏，从中外古代史（印第安人、毛利人、玛雅人等除外）里，人们不难发现，皇权和王权的普遍存在，说明这是一种近3000年来的历史阶段中人类的一种普遍选择。也可能，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因为直到13世纪英国出现限制王权的“宪章运动”和“国会”，特别是18世纪伟大的美利坚共和国开创了人类“全体公民选举总统”的制度之前，绝大多数不同民族的人类社会，一时还很难有别的选择、来实行这种对于“国家权力”的制约。
 
       历史地说，皇帝们在大多数时间里，完成了这个“制约”，当然并不理想。但若是没有皇帝，那么事情就会更糟。

       所以，从道理上说，皇帝的主要功能，是用来“制约”贪官污吏的，使得官吏阶层能够基本维持住国家的功能。过去的教科书常讲，皇帝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而且是维护腐败的贪官污吏的总根子。其实是不合逻辑的。除了极少数亲近的人外，皇帝要维护贪官污吏干什么？要维护“土地主”的利益干什么？这不合乎逻辑。因为在皇帝心中，最神圣的是他的“天下”，是他的宝座；而且他要把这“天下”传给他的儿子、孙子、重孙子以至万代。传天下，这才是他们的最高原则。可能，皇帝需要许多有钱的地主们来支持他的朝廷，他也会制定一些有利于富人的政策。但如果贪官污吏当道，地主逼得穷人活不下去，引起天下大乱，皇帝和他的子孙们的天下还能有吗？皇家的利益还能有吗？所以，毫无疑问，就是为了他的宝座，为了皇家自身的利益，在需要的时候，有为的皇帝就会遏制或打击贪官污吏，会提倡或奖掖清廉，而且会制定一些让官员周期性“调动工作”（希图避免官员和当地豪绅勾结）或一定级别的官员上任“不得携带家属”（希图防止告“枕头状”和“裙带风”）等“规则”，来尽力使官吏们的工作能够有利于天下的大致安定。这才是合乎逻辑的。

       通常，若不在革命时期，官吏们不会怕老百姓，但是会怕皇帝。所以，正是皇权，对于政府官吏们的权利，形成了一个比较有力的“制约”。

       因此我发现，自历史上国家权力出现以后，“制约”这种国家权力，就成了“国家管理”制度的精髓。所以，“制约”是根本大计，“制约”是灵丹妙药。不受“制约”的国家权力是最可怕的，任何失去制约的“国家权力”肯定都会带来灾难。那么，皇帝本身的权力，是否受到制约了呢？

       的确，皇权制度出现后，比较困难的是对皇帝本身的“制约”。在欧洲，中世纪的贵族分封制度（即封建制feudalsociety），对国王有一定分权作用。宗教机构的权力也比较大。特别是英国出现“宪章”运动和“国会”以后，对皇权的“制约”找到了一条更好的、并将引起深刻改变的道路。而在中国，对皇权的“制约”是比较微弱的。但这里有两个情况可以考虑：一是，皇帝要享受是肯定的，不过皇帝一家子毕竟比较人少，他一家人的享受由全国人民供应，难度不会太大。中国盖宫殿、服劳役，人民负担有时比较沉重，甚至会引起民变。但多数情况下还是由于贪官污吏需从中捞取。贪官污吏人数众多，直接面对人民大众，所以仍应当是被“制约”的主要方面。二是，中国明朝以前一直实行“谏议制度”，而谏议大夫的工作不是别的，就是专门负责给皇帝提意见。可见人们并没有认为天子是“一贯正确”或“洞察一切”的，而是需要“谏”的，就这一点来说，皇帝也是个普通人，会做各种蠢事，远不是“天才”或达到了某种“思想顶峰”。如果皇帝不“纳谏”，那是因为他刚愎，他掌握着生杀大权，而并不是因为他有智慧、能够制定“正确的富民政策”。在中国古代的朝廷，不仅是谏议大夫，似乎凡是作“臣子”的，也就是全体高级干部队伍都有向皇帝“进谏”的义务，进谏才是所谓“忠臣”。向皇帝提意见，皇帝发了火，诤臣谏臣有可能被愤怒而愚蠢的皇帝杀掉，但这时，人们（以及皇帝本人）都会认为他们仍是忠臣，尽了做臣子的本分，而不会认为他们是“反党反中央”或“反对伟大领袖”。有这一点社会“共识”，那是很要紧的，因为这也体现了对皇帝自身的一种“制约”。

       这种制约，的确比较弱，但毕竟是一种制约。如果完全没有制约，中国的皇帝制度不会存在这么久。

       皇帝为什么会对社会长治久安比较关心？因为他们是“家天下”，他们是“世袭制”。当所谓“天命所归”后，皇位便要传给开国皇帝的儿子、孙子、重孙子……。皇帝制度的精髓，就是“世袭制度”，所以，家天下、世袭制，有着很大的历史功绩，它在中国二千多年时间里，对保持国家权力比较正常地实施，对保持人民生活在各种“律”（不是“潜规则”）之下基本安定，是重要的杠杆。

       如果没有“世袭制度”行不行呢？

       在考古没有发现、但传说中有的夏朝，有所谓“禅让”制度。尧舜禹之间，并非祖孙，没有血缘关系。但是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指定了“接班人”。但我估计，这只是一种传说，也可能全系人们的想象。可以看到，在猴山上，猴王的儿子并不能成为下任猴王，说不定在数百万年间的远古人类部落中，各代首领之间不一定有血缘关系。那时，性关系的混乱和随意，也使得血缘成为一件不甚清楚的事。但是，自有了文字的文明社会到来后，男女间关系逐渐明确起来，血缘比较容易确定了。血缘之间有亲情，是一个动物性的性质。尽管在古代中国，父子兄弟为争王位相残，杀得昏天黑地，不胜枚举，但是总体来讲，皇帝所以要把皇位传给儿子，还是因为“亲”的缘故。虎毒不伤子，老牛舐犊，动物都是这样。而太子对父亲，则可能反会狠些，历史上多是如此，当然也不尽然。多样性是世界的本质，世上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偶然发生的事不达到一定的量，就无法证明其中是否含有规律。古代的规律是：皇帝通常是指定长子或儿子之一为太子、即接班人，任何皇帝都不可能在血缘关系之外，去指定接班人。刘备在白帝城“托孤”时，对诸葛亮说“如其不才，君可自取”，那不是他的真心话。但是这已经把正统的诸葛亮吓得要死了。所以，如果最高人物在血缘关系之外指定“接班人”，那么不是被篡政者所逼无奈（实际上被“推翻了”，不禅让就会被造反者杀掉），也就只能是皇权制度的“变种”了。

       还有，皇帝和政府官员们之间，除了相互制约的关系，显然也还有相互依存的关系。这不难理解，过去的学校教科书里已经讲得很多，这里就不必细述了。

       总之，我认为，指责中国历史上的皇权制度不难，问题是为什么会有皇帝？为什么会有皇权制度？它肯定是适应某种“人们的需要”而产生的。不是谁想有，它就有；谁想没有，它就没有。
 
       当然，人们完全可以像《隐蔽的秩序》那样找到许多故事，来证明中国的皇权制度低效、沉闷、草菅人命、使人民没有人身自由，甚至没有思想自由和幸福感。但是两害相较取其轻，历史本身所选择的，自有它的道理，有它的逻辑。它表现了人民的无奈，也表现了当时在不知不觉之中，人民对这个制度只能接受。当然，这个制度决不是永恒的，在人类千百万年的历史河流中，它是一个过程。其实，任何制度都是过程，和世上所有事物一样，发生了，也终归会走向灭亡。

       民族国家，毫无疑问，最终也会消亡的。

       而国家权力，最终也会随之消亡的。

       民主，是全球的政治归宿

       在《隐蔽的秩序》410页上，作者说他发明了一条术语，叫“元规则”，他说从秦汉到明清都适用。什么叫“元规则”？对于喜欢发明各种奇怪说法的作者，生造些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是易如反掌，但对于读者就为难了。好在他有一段解释：“中国的历史经验表明，所有规则的设立，说到底，都遵循一条根本规则：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就是元规则，决定规则的规则。”

       但是，应当很遗憾地通知作者，他创造的“元规则”全然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是典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二三十年前的中国，曾有一本书很出名的，叫《反杜林论》。我年龄太大，也就读过这本书。杜林先生就认为“本源的东西”是直接的政治暴力、而不是间接的经济力量。这引起恼怒的恩格斯先生连续写了三章《暴力论》。所以，这种老掉了牙的理论问题，我想不用在这里再咀嚼一遍了。

       但是可以顺便说说：“暴力最强者说了算”，也并不是历史事实。

       在1946年，蒋介石集团的暴力强度，远超过当时的共军，但是这个“暴力最强者”最终没能在大陆“说了算”。这是为什么？朝鲜战争时，美国的军事力量是“暴力最强者”但最后也没能“说了算”。这又是为什么呢？现时的例子是，暴力最强者——美军在伊拉克能否“说了算”？那还得看。再说古代，秦始皇无疑是当时的“暴力最强者”，但这个残暴政权只存在了14年，竟然被“暴力最弱者”揭竿为旗、斩木为兵就将它打翻了。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真理是鲜明的：就是“军纪”好的军队，总是能够战胜军纪坏的军队，而不管它是否“暴力最强者”。初时弱小的汉光武刘秀完全没有号召农民革命，他之所以能最终取胜，就是由于军队纪律好。只要军纪好，老百姓就不怕你，就会怕对方，就会帮助你。三国时曹操是“暴力最强者”，但在官渡之战中显示了极其残暴的品质，荆州地区和江南的人民怕他，于是赤壁之战他就失败了。中国历史学家都认为，他的失败是由于周瑜和诸葛亮的智慧所致，实际上，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当地人民拒绝他的结果。曹操活着的时候，再也没能够征服南方。所以，我在很多地方，都想重复一部美国二战电影上的一句话：“将军只能赢得战役，只有人民才能赢得战争。”

       正因为如此，旧中国一切军阀部队都难以和军纪良好、帮助老百姓挑水扫院子的解放军对打。纵容军队抢老百姓东西，暴力最强者能够一时得到一些“好处”，但最终只会失败。假如在老百姓面前，解放军和其他军队比“暴力”，看谁更暴一些，也随便抢东西，或随意杀老百姓，那无疑它也就只能失败。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中国历史上，讲皇帝问题。

       在近代史上，英国最早出现了宪章、国会和共和国，而美国是世界第一个“民选”国家，在政治形式上，开了万世师表。可以说，从这时起，新的、反皇权的、由人民来决定“国家执政集团”的方式出现了，它在一二百年间，以不可阻挡的锐势，几乎席卷了全球。现在在世界上不举行“大选”的国家，已经成了少数。而且将会越来越少，以致近于灭绝。当然，我说的是“和平示范”的巨大作用，而不是“暴力输出民主”的凶恶做法。而后者，我认为将适得其反。但显然，狭隘的国家利益还常常阻碍着这种“和平示范”。

       这样，在人类历史上，后人将看到：数百万年原始社会，是酋长领导社会；在约3000来年至今的一个历史瞬间，是世袭的皇帝和国王领导社会；而此后，百年或数百年后的千万年里（如果人类还能存在的话），将是由人民的多数来投票决定谁来领导社会。

       在中国，皇权制度比起欧洲的国王，还要专制极端得多。在工业化的西方撞进来之前，中国是一个顽固的皇权国家。无论有怎样的革命和动乱，皇权制度始终如旧，老皇帝倒了，又来了新皇帝。中央集权的皇帝垮了，就出现若干大小皇帝，这些皇帝们垮了，中央集权的皇帝就又回来了。但是，历史证明：它也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稳固。西方侵略者来了以后，西方文明在“中学为体”的强烈阻挡下，依然比想象的要强大得多。可以说，西方的冲击，其规模是如此之小，但力度是如此之大。挟某种外国天主教思想的太平天国，这么大的革命，没有撼动皇权，但一个小小的辛亥革命，忽然就打倒了皇权。而且，奇异的是，很短时间里，中国从根本上掀翻了“皇权”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几乎一下子，就把二千多年的皇权变成了“反面教材”。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都迅速了账，说明了这种变化的深刻。

       过去将辛亥革命称为“资产阶级革命”，我认为完全是张冠李戴，“辛亥革命”根本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一顶好看的帽子，是中国学界硬按到辛亥革命的头上的。但它的确可以被称为一次“民主革命”。

       中国根本没有发生过资产阶级革命，也没有这种历史的要求，但这是另一个研究题目。实际上，是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也为中国皇权敲响了丧钟。后来马克思主义的进入，也是一种西方思想，我认为，则进一步击碎了皇权在人们心中的“法理”地位。就这一点来说，它还是有非常的进步意义。

       但皇权是否会这样轻易地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呢？

       皇权的法律地位，肯定是完全没有了。现在电视中虽然充斥着皇权时代的节目，清宫戏不少，使人们耳濡目染；而在学者中，也不少人有一股子“遗老”酸味，经常唠叨说中国曾有“君主立宪”的历史机遇，似乎很遗憾。但是，在今后的中国，建立世袭制的皇权制度，已经不可能了。中国人必须永远适应“没有皇帝的中国”，即使在国家消亡之后，东部亚洲的这块土地上，也不可能再有皇权了。

       就这一点来说，当代中国人正生活在从“皇权时代”进到“非皇权时代”的巨变中。能见证这个时代，能思考这个时代，能欣赏这个时代，我们这一代人还是非常运气的。
 
       但读了本文前几节后，人们不由会问一个问题：没有了皇帝，但是贪官污吏还在，并正日益猖獗，那么，靠什么来“制约”他们呢？靠谁来对付他们呢？谁又能对付得了他们呢？这的确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西方国家的历史证明：没有皇权（王权）制度，完全是可以的。那取而代之的制度，就是民主制度。而且，显然这是个更好的制度，人民心情更舒畅，生活更幸福，创造力更强。显然，如果是完全的民主制度，就可以通过“人民制约总统”然后“总统制约官吏”这样的程式，来重塑国家权力。同时，由于西方国家具有多个“独立系统”，相互制约，使得贪官污吏的生存不易。除了独立的立法、独立的司法和行政之间的制约关系（所谓“三权分立”），还有独立的工会、独立的新闻、独立的科研文化单位、独立的商会（行业工会）、独立的各种NGO组织（近年来多是环保组织）……，在整个社会形成了复杂而有效的“制约”关系。如前所述，“制约”正是任何国家管理的精髓。由于多种机构和权力的相互制约，“贪官污吏”问题很小，远远不能与许多吏治腐败的“发展中国家”相比。

       问题是：如果又没有皇权制度，又没有民主制度，那么贪官污吏将会如何呢？

       这是一个全新的、带有独特性质的问题。

       显然，由于官吏们掌控着很大的权力，在各种社会成分中完全是“暴力最强者”，依照什么“元规则”和“潜规则”，在没有受到有效“制约”的情况下，他们必将冲进社会，去争抢自己的利益。那么国家的“县太爷”们实质上就会变成部落的酋长，成了利益争抢中的帮派长老，那么，“国家管理”就会完全走味，会遇到极大的危殆。社会就难以避免地陷入原始的混乱状态中，就是在“政治上”回到了部落时代。人们不难发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可以；但官说官有理，民说民有理，那就很难了。官们有很大的力量，拥有暴力机器，在总体上，就是说在多数情况下，不会容得“民说民有理”。

       这一下，问题就来了。因为官吏们头上没有皇帝了，官吏们失去了制约？

       或许反驳者会说：在毛泽东时代，不是也没有官吏贪污吗？难道毛是皇帝吗？

       这话问得有理。毛不是皇帝，显然，在法律上不是。所以，这个问题提出，就很需要分析了，不然真的弄不清楚。

       从历史的大过程来看，二千多年的皇权不可能没有惯性。北洋时期，虽然军阀混战，但军阀们还知道要“贿选”。在他们头脑中，民国，大概终究要选举的。但是蒋介石改变了这个新观念。蒋可能从来没有想过中国要成为“民选国家”。他要做领袖，要求人民“忠于党和领袖”。30年代初期，他开始仰慕起德国法西斯理论，那时节中国墙上最常见的口号是：“服从领袖，拥护政府”、“服从领袖蒋主席”、“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忠于党和国家”、“统一理想，统一意志，统一力量”等。美国驻华外交官员约翰·谢伟思发现：在顺序上，领袖要在政府前面，党要在国家前面；有的标语和希特勒德国的一样，如“一个民族，一个党，一个领袖”，而德国流行的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元首”。

       蒋介石和希特勒所要否定的东西是同样的：就是世界的“多样性”。他们所要的东西是“一”，而不是“一分为二”；是一个党，而不是多党制；是一个领袖，天无二日，而不承认反对党领袖……。实际上，当然，多样性是世界的本质。因此，蒋介石就失败了。

       蒋介石从没有举行过“大选”，到台湾以后也没有举行过。但蒋并不是皇帝，因此蒋实际上是“皇权的变种”。变种最大的问题是，他已不可能在法理上确立“世袭制”，就是说，假如他仍在大陆，他的儿子不可能做总统，李宗仁、阎锡山、孙科之流也都很难答应；即使在台湾，他的孙子也不可能做总统。我想，人们或许看不见，但民国以来国民的“民主意识”本身也自有力量，可能是一种“潜力量”吧。

       问题是，没有了世袭制，看来是一种进步，但是否有利于“制约”贪官污吏呢？事实是，在没有实现民主“制约”的情况下，贪官污吏的确是有些难以被管住的。

       蒋对于自己的官吏，在贪污问题上几乎根本不加“制约”，因此，抗战胜利后有“五子登科”之讥，造成人民的极大不满。蒋的军队经常抢老百姓东西。蒋的金融系统一团糟，而超级通货膨胀则从人民身上剥走了大量钱财。因此，人民不可能支持蒋介石，蒋只有失败。蒋介石名义上并不是皇帝，但无疑是皇帝的变种。这种变种的特质，就是虽有皇帝的威风，但是对国家官吏却失去了皇权式的“制约”。那些既不能实施世袭制、又无法长生不老的变种皇帝，按照逻辑，通常就不会真心关心千秋万代，不会关心保护环境和资源，甚至也不会真心关心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的死活，因为反正儿子不能合于法理地、自然而然地接班当下一届变种皇帝。那怎么办呢？似乎是：就只有自己活着时捞足了算，最好子女和亲属也发大财，然后再将贪得的财产转移国外……。因此，既非皇权、又非民主的制度，从逻辑上讲，应当就会使得“变种皇帝”的精神降到一个普通贪官污吏的境界。

       当然，有些问题仍需要具体分析。

       例如在毛泽东先生身上，人们可以感到，他也具有某种“帝王思想”。“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都是他诗词中的角色。他主张“一元化的领导”，在农业合作化、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中，他都是一个人说了算。特别是在文革中对刘少奇的冷酷，深刻表明了他的皇权思想：他与法律上的“国家元首”刘少奇之间没有公民意义上的平等，更不是同志关系。他是君，刘是臣，因此他对刘可以生杀予夺。当然这是在“反修防修”的幌子下进行的人身摧残，但当时中国的“反修防修”并不是一种“制度建设”。本来，在民主和宪政制度下，应当人人平等。但“伟人”似乎历来和人民很难平等。甚至在人民心中，也认了这种不平等。其实，本来意义上，所谓“宪政”，就是“限制最高权力”、即那个“为首者”的权力，不管他是皇帝、是国王，还是“变种皇帝”。毫无疑问，一个宪政国家，首先应当保证的，正是“人民的权利”，而不是帝王或变种皇帝的权力。否则，“宪法”就不是真的宪法了。
 
       毛泽东成为国家最高人物后，在他的大量哲学思考中，一直没有研究过如何把当时欣欣向荣的中国社会主义变成一个长治久安的、真正的民选制度国家，或者先行在共产党内实行竞选和选举。在这一涉及国家和党的命运的关节点上，他一直没有能“高瞻远瞩”。

       历史上，在空前悲壮的中国革命中，在我们共产党的革命队伍中，开始的时候，人们只说“党中央”，表现出对革命集体的力量与智慧的承认。后来，渐渐变成“党中央、毛主席”，把领袖专门提出与“党中央”并列。再后来，又渐渐变成“毛主席、党中央”，领袖跨到了党的前面。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成了唯一的红太阳，因此只要讲“毛主席”三个字就可以了。而凡提到党时必说“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林彪死后，后半句当然不讲了。但此后，这个句型却成了习惯，“为首”二字似乎少不了了，好像不讲以谁“为首”，人们就弄不清楚是哪个共产党了似的。这本来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画蛇添足，但为什么始终有人在画呢？

       历史上，自从赫鲁晓夫批判了斯大林，毛泽东就对中共是否会产生赫鲁晓夫式人物充满警惕和恐惧。因此，他的“高瞻远瞩”就不是在党内和国家实施选举制度、以保持党的活力和领袖的合法性，而是为防止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出现、来否认前任领袖。于是，要选好一个“革命接班人”，成了压倒一切的事情。也因此，本应在党内出现的“党内民主竞选制度”，就完全被领袖选择和指定“接班人”的程序所罩住、所掩盖了。

       指定制，也是一种推荐制。只是它比中国历史上的推荐制更硬性一些，也更高级一些。因为当代是指定最高权利人物，而古时只是推荐各级干部，例如萧何临死推荐了曹参，曹参临死又推荐了周勃。而汉高帝当然不用推荐谁，他的儿子汉孝惠帝是自然接班的。在南北朝以前，由于实行“察举征辟”的干部推荐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社会出现“肉食者”和“布衣”的尖锐对立，整个社会也出现很大的不稳定、以及发展的惰性。后来，隋文帝时出现、唐太宗时完善了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干部选拔“科举制”，是一个很大的历史进步。所以我认为，现在应当改进和完善类似“科举”的干部选拔制度，而不是回到干部“推荐”制度。在既没有皇帝制约、又没有民选制约的情况下，各级领导人若是大量地通过“推荐”产生，阿谀之徒和亲信麇集，近亲繁殖，只能使社会进一步出现腐败温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