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网讯）台湾《联合报》报道，扁案进入二审，马永成、林德训、陈镇慧等“阿扁身边的人”相继出庭受审，心情却大不相同。马、林背负一审重罪的沉重负担，一心想求翻转，减免罪刑；但陈镇慧明显轻松许多，她不担心失去免刑的处分，只需再说服法官将她与扁家脱勾，以免负贪污连带追缴责任。
同样涉案，马、林与陈镇慧如今的处境不同，非因过往官职的高低，而在陈镇慧已挣脱陈水扁的眼色行事，和盘托出了奉命作假帐、伪证的种种；但马、林至今还困在与扁的私情之中，忘却公务员应该忠于“国家”，而非为朋党营私所用。
从一审判决书回顾国务机要费的沿革、发展，就会发现，国务机要费纵曾有“历史共业”的痕迹，但在九十一年国安秘帐案掀波，审计部至总统府查帐遭拒，致使总统府修订“国务机要经费支用程序作业规定”后，已确定了其性质、规范已与特别费完全不同。作业规范明定：国务机要费的机密费，其原始凭证由总统府秘书室指派专人保管，经审计机关同意后销毁，机密费都要留下凭证证明用于公，何况是非机密费。
如果当时陈水扁觉得，国务机要费应改为总统的特别费，或机密费以领据核销，无须再找凭证，就该推动修法，或与审计、主计部门沟通，使之法制化。但陈水扁舍此不为，在明知违法的情势下，听由甚至指使家人、下属以假犒赏清册、蒐集他人发票报帐，等到眼见已瞒不住，又作假帐、伪证、搞假机密、销毁凭证，试图湮灭罪证。
当总统府已明订作业规定后，马永成是总统府办公室主任，会不清楚国务机要费支用变化的始末吗？但马未曾阻止或劝说扁家回归正常法制，林德训接任主任，亦坐视大笔钞票违法搬回总统官邸，直到检察官侦查，两人还帮忙共商大计、作伪证，以“稳定政局”。
马永成、林德训都学政治，都出身反对运动，却都不知不觉在政治泥淖中丧失“国家”公务员最基本的操守，不忠于法制，忘了公务员该为“国家”而非主子做事；也忘了政党轮替，是为让法制更清明。马、林并非没有机会善尽公务员应有的职责，但他们背离踏入政界的初衷，选择成为“沉默的共犯”。
一个守法尽职的公务员，不必然唯长官之命是从。龙潭购地弊案中，科管局长李界木在还没有呈报行政院核定前，就以局长名义和辜成允的达裕公司签订“土地先行提供使用及买卖协议书”，并交代下属用印。然而，其属下却没有盲目从命，而是回头核对达裕公司土地有无限制登记的负担、议价，修改契约内容，补足该有的步骤，并在行事历上逐日记载做了些什么，成为日后检察官回溯案情的重要依据。他们选择依法行事，不做沉默的共犯。
为长官文过饰非，甚至成为共犯结构，可受恩宠，吃香喝辣，升官也快，官场不就这么一回事？不过，绝不能无视于法律不可跨越的那一条线，前内政部长余政宪受吴淑珍之托，把南港展览馆的评委名单泄漏给厂商，即是无视公务员的本份，假公济私。
做为政府重要基石的公务员，应当克尽职守，遵守法治的使命与责任。须知，天大地大，法治最大，管他那一党执政，法字立中间，蓝绿闪边站，公务员们就能形成一股“体制内的吹哨者”的改变力量，遏阻结党营私的贪腐。
如果没有马永成、林德训、余政宪、李界木等共犯，扁珍夫妇的贪腐能够那般地得心应手吗？扁案的教训是公务员的忠贞不是只对上司、政党，更要忠于法律，诚实面对职守，忠于“国家”，才不致陷于个人利益交换、政党争利的错谬之中，噬脐莫及。公务员是“国家”的公务员，而不是任何上司的“家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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